橡树 | 漫谈中条山会战
长崎事件，前十年与后十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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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条山会战，很多人熟悉蒋介石说的一句话，说是：
中条山会战是抗战史上的耻辱。
这段历史流传至今网络，呱噪国军抗战者往往以此说事，口沫飞溅处不免让人读史而倍感惋惜。
这篇，继《中条山的抗战悲歌》之后，在中条山会战在战略、战术上的军事原因之外，再说说中条山会战之惨败的其他原因。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南方长江战场成为抗战主战场，中国组织对日有效会战规模、次数均远超北方战场。
南北方抗战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很大原因在于，南方长江战场的诸多战区均实现了军令、政令的基本的统一。
而北方历经八年抗战，在军令、政令的基本的统一上，依然存在山西等地方、重庆、延安，以及更多独立的军政山头在政略战略上的分歧。
当时中条山防区，情况更属如此。
1939年，日本重点攻击南方长江战场，山西局势相对平静。
众所周知，自中原大战之后阎锡山再次复出主持山西军政，山西排外情绪一度高涨。抗战爆发，阎锡山及其部属抗战态度鲜明，一度以晋绥军主力死拼日寇，损伤惨重，几乎失去战力。
这时，在山西的抗战力量，已经明显分化为中央军卫立煌部，八路军及晋绥军三家抗战局面。
抗战期间的卫立煌。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阎锡山出钱出力，一厢情愿启用各方阵营的山西本乡本土人才，投入血本倾心培养、重组了山西新军。
阎锡山本意企图壮大晋绥军，借以挤压、消化重庆、延安对山西抗战大局的影响。
不料，新军组建时日不长，已经渐显分化态势。
这让阎锡山尤为不满。
于是，阎锡山转身又开始寻求与重庆重新合作，一方面优待到山西抗日的川军、滇军、桂军，一方面排斥八路，疏远陕军、豫军。
平心而论，阎锡山主政山西固然有其所长对山西发展做过颇多益事，但是，阎锡山在其影响力明显弱于重庆、延安的情况下，其方略无非还是承袭中原会战时期的军阀套路，不免自作聪明混乱了山西抗战大局。
自1936年红军东征开始，南京政府以10个师进入山西后，阎锡山从未放弃排外思想。
抗战爆发，阎锡山即通电以响应、联合延安抗日，意图借八路军入晋抗战，借以抵消南京方面对其地盘威胁。
阎锡山在重庆、延安之间游移不定，由重建新军，到新军失控，再到欲图重新掌控新军，作为雄心勃勃的老牌军阀，显然再无强腕独统山西的可能。
就此，日寇尚未大举进犯，山西抗战大局已然潜流暗涌。
1939年，为抗战大计，国共发生重大分歧。
山西新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参战了百团大战。
是年，12月，阎锡山急于重新掌控新军，山西爆发了晋西事变。
彼时，重庆大本营向全国各站区下达冬季攻势命令，全国各地激战连连。然而，山西没有什么动静。
山西没有动静，一是因为晋绥军在抗战初期战损消耗惨重，几无战力；二是阎锡山及其二战区对重建的山西新军确实已经失去了有效控制。
晋绥军旧军、新军矛盾一触即发。
12月3日，晋绥军第6集团军陈长捷部与山西新军决死第2纵队、政卫第209旅发生冲突。
12月6日，在八路军晋西支队支援下，晋西南新军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冲突升级为战役级作战。
事后，该部新军脱离二战区，突围到达晋西北，归建八路军。
于是，阎锡山终于找到新军抗命口实，决心撤换干部，借以收回山西新军军权。
在未经妥善、周密准备下，第二战区派出了素以职业军人榜样的孙楚就任主要由新军编成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前往新军督阵。
1939年冬，孙楚奉第二战区长官部命令，率领第三行署机关人员及集司警卫部队数百人由秋林出发，绕道河南，从渑池渡河到达新军主要集结地阳城。
孙楚，后来在内战中被俘，1961年与廖耀湘等68人被特赦，1962年1月病逝于太原。
孙楚，晋军名将。他在晋绥军各派将领中素以正统军人自居，几乎不介入政治派系斗争，在晋绥军将领里面有公正人之称，统兵执政更是颇得各方美誉。
第6集团军陈长捷部与山西新军、八路军发生激战，阎锡山严令孙楚控制新军第1、第3纵队，于是，几乎空架子的第八集团军司令孙楚只好铤而走险。
如影视剧《亮剑》李云龙闯楚云飞司令部那般，当时，孙楚亲自带着警卫10余人，每人脖子上挂着手榴弹，飞骑忽然冲进了新军第3纵队总部。
很快，孙楚拘捕、禁闭了新军第3纵队总部人员，控制了新军第3纵队。
随后，孙楚根据阎锡山命令，强行下令，要求该部参加冬季攻势。
就此，晋绥军旧军、新军矛盾进一步激化不可收拾。
孙楚以军人不干政只抗日为由，只好强硬分编新军第3纵队——这支新军颇具战力的纵队一部被改编，一部被解散，剩余部分投向八路军。
晋绥军旧军与新军冲突一直延续到1940年1月中旬，双方在晋中地区发生规模化激战。最后，新军在第386旅主力和总部特务团支援下，顺利击败晋军。
至此，阎锡山嫡系晋绥军在山西抗战大局愈显式微。
晋西事变期间，卫立煌主掌一方，急于建功立业，也开始伸手地方，扩张势力。
——卫立煌与阎锡山的矛盾一度发展成水火不容之势力，这也使得阎锡山出于自保，不得不寻求与八路军妥协。
作为山西一方军阀，阎锡山既心痛新军远走，更寄希望继续游走重庆、延安之间，以保不失山西权利。
于是，阎锡山与八路军谈判，新军也就正式独立于晋绥军之外。
——按照双方谈判，这部分新军得以在晋东南由八路军重新部署，后来，该部为主力编成了陈赓的太岳兵团。
至此，自卫立煌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起，中条山根据地的军事管辖权属于第一战区，地方政权归属阎锡山山西行政体系。军政分割，矛盾更是此起彼伏。
晋绥军守护吕梁山根据地看上去与中条山互为犄角，唇齿相依。
然而，随着金宪章、张济、陈长捷等部已经脱离晋绥军防区，晋绥军新军也基本被改编，阎锡山心烦意乱之外，晋绥军吕梁山根据地缺乏可战军队，未免也是自顾无暇。
同属国军，卫立煌与阎锡山却成各自为战的态势。
在1940年后，日寇加强中原攻略，重庆大本营随之调换一、二战区防务，调离孙蔚如第4集团军、陈铁第14军、李家钰第47军离开中条山防区，增加一部分滇军、陕军。
抗战相持阶段，中条山一直是重庆大本营拟图北线进出对日作战的最重要基地。
重庆大本营调整中条山防务，调本拟调出一部，再以黄埔系精锐刘戡等等部换防。然而，这一计划碍于第二战区总部守土思想，最终无法落地。
精锐调离，剩余新兵多装备差的其他防务部队得不到有效支援，由此对中条山防务影响不言自明。
然而，孙蔚如第4集团军、陈铁第14军、李家钰第47军等部离开中条山，也绝非重庆大本营无视中条山防务。
在战略层面，这些部队调往黄河以南中原战场应急，战后，酌情再由黄河之南北渡支援中条山，似乎并无不妥。
可是，军情万变，这是谁也无法预料。
在晋西南布防的重庆、延安、阎锡山等三方驻守形势，看似唇亡齿寒，合则两利，分则两害。
然而，出于抗战方略分歧和彼此戒备，军令、政令协调困难，如真遇到大战，南渡黄河精锐如要及时回援中条山防区，则显得不切实际。
他们化身为像。他们生前守护了我们的民族。
一战区军力薄弱，二战区山头林立，整个一、二战区政令、军令紊乱，如此这般，中条山如遇大战，势必只能自求多福。
中条山防区及吕梁山、黄河防区各方疏于联络，各自为战，政令军令不畅，这种状况延续到1941年5月中条山会战爆发。
其间，山西日军抽调主力南下中原、长江战区，山西压力变小。日军数次以几个联队规模，对中条山进行牵制性攻击，虽然不曾得手，但也必然清楚看到国军防御破绽。
1941年，皖南事变、黄桥事变相继爆发。
是时，阎锡山对重庆、延安都怀戒备。其余在后勤、供给困难也使得驻防中条山的陕军、豫军、滇军各部粮秣、军火匮缺，新兵补充、军训困难，山头之间分歧更为深重。
而最高协调人卫立煌，则闹情绪跑到峨眉山休假。
可见，当时中条山的事情，确实难办。
所以，直到临近中条山开战，重庆大本营由军统情报得知大战在即，既无法及时调动第五战区兵力回援中条山，也只好寄希望山西各方。
当时，重庆电示阎锡山部，也请驻重庆的苏军总顾问崔可夫将军出面找周总等人协商。
然而，军令不畅，太岳兵团和第一战区、中条山防区方面似乎并没有达成一体化作战的方案。由此，何应钦对太岳兵团的机动更是感到不安。
在协同一、二、五战区开会，何应钦进行战略布防，即主张以4个军，配置于太行、太岳地区方向。
这个方向，正对的却是太岳兵团主力。
日军野炮阵地。
何应钦假设，这样布阵，一旦黄河以北发生战事，这部国军即可归建二战区，又或者第五战区吃紧，这部国军也可南下归建洛阳防务。
看似两全，实则皖南事变之后敏感时期，自然引起各方惊疑。
是以，日寇重兵三路对中条山发起闪击、合围，最终得手。
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述称，此役，日军只用21个小时即占领了国军防守的最重要的渡河点垣曲，截断了国军黄河南北的通联。
此后，在用35个小时后，日军对整个中条山国军各部完成了的外侧包围，用40个小时即完成了内侧包围。
换言之，即日军从5月7日傍晚开始行动，到9日中午，即全部完成了对中条山近20万中国军队的双重战役合围。
至此，缺乏作战主力，军火粮秣本就匮缺，却又有诸多医院、兵站、机关等后勤单位的中条山根据地，在几乎得不到任何战略性支援的态势下，大祸降临。
日军山地运动。
双重合围之后，以空中、远程强大火力配合下，日军在中条山进行反复拉网扫荡——期间，周边一、二、五战区，分属国共两党，以及晋、陕、豫等各派军阀各部在惊疑中，对日军闪击合围只好守土观望。
重庆方面心急火燎，连连电示各部，然而。几无效果。
当时，第五战区在河南靠近黄河的陕军孙桐萱部，也是一支靠近中条山战区的齐装满员的生力军。
然而，孙桐萱部熟悉地理，靠近战场，最终还是隔岸观火，按兵不动坐等会战结束。
后来，中条山惨败致使卫立煌声誉受损，撤职查办。
于是，卫立煌调往五战区协助指挥时，这位司令官孙桐萱率3万余主力负责郑州防务，却被不足2千人的日军几个大队攻击，掉头就跑。
是时，名声败到底处的卫立煌再无余地，只好跺脚大骂孙桐萱，严令他带领第3军团，负责郑州收复。
卫立煌亲临前敌，拔枪督战，孙桐萱统率全军3个师，这才拼死向郑州猛扑，轻松击败不到2千人的日军守军，收复郑州。
由此可见，陕军孙桐萱部兵强马壮，在中条山会战当时却梭巡不前，自然有其责任。
拉网扫荡期间，唐淮源、寸性奇、陈文杞、梁希贤等将军陷入重围，奋战不已，先后战死，或自戕殉国。
是役，国军自上将以下，战死4万，被俘3.5万后，失去中条山天险。
日军进犯山西。
这次会战期间，日军一路重兵穿越二战区防区，翻山越岭远袭中条山西线，在军事上显得不可思议。
为此，蒋介石远在重庆，眼睁睁看着败局铸成，愤恨交加，喊出中条山战役是民族抗日的耻辱。
无奈大致如此。
战至5月15日，中条山天险几乎全部失守。
抗战相持阶段，中条山天险在北方抗日战场之重要，犹如三国时候的荆州。
荆州丢失，刘备再无力两路北伐。同理，中条山天险失守，重庆大本营就此丧失北线进出的基地、天险，只好专心致意打好南线战场了。
同时，丧失中条山天险之后，重庆大本营也不得不在潼关部署防务，以近十万大军扼西安门户，以战略保卫秦岭安全。
这个重兵布放，历史上，也容易被认为是重兵围困延安。
于是，太岳兵团布局重点也随之调整到中条山方向。
——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放弃速战决胜中国的战略企图，不断抽兵南调，在中条山会战编成的十万精锐的日军第一军，渐渐减少，甚至不足2万人。
中条山会战期间正在机动的日军。
此后，日军逐步收拢点线防御，太岳兵团顺势推进，在中条山根据地及侧翼也就站稳脚跟，发展壮大起来。
失去中条山根据地，国军在北线失去战略基地。虽然在滇缅战场和南线战场打得出色，但是抗战结束，国军南线主力，以及陕西胡宗南部却难以与中原战场连成一片，更难实现战略策应。
反之，占据中条山根据地，太岳兵团也就有了后来挺进中原的跳板。
在军事角度上，可见，中条山会战及中条山得失，对历史影响之大，并不局限于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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